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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不老 追梦不息

青山不老 追梦不息

  半世纪源头活水,由泥石流治理发轫,从学科探索到工程应用,为山地减灾和山区生态保育及其发展注入科学基因。

  50年看天看地,以国家需求为导向,从原始创新到技术变革,在山地大国与岳山共舞、铸起山河之固。

  一个研究所,几代科学家,用足迹丈量着祖国的山地,用科技播撒了减灾、救灾的大爱,用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不息地追逐着守护山地、振兴山区的科学梦想。

  青山不老、江河无恙。这是一场何其壮观、震慑心神的登攀之旅!

  聆听召唤

  诗人说:如果远方呼唤我,我就走向远方;如果大山召唤我,我就走向大山。

  时光回溯至上世纪60年代。一支临时组成的科考队踏上了西藏冰川泥石流灾害考察之路。当时,“泥石流”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被视为“不可征服的蛟龙”。

  1963年,基于此前的系列研究,形成新中国第一份泥石流研究报告并上报国家,受到高度重视。

  彼时的新中国,大西南开发和“三线建设”刚刚启幕。然而,横亘在这次工业大迁移之前的,却是以泥石流、滑坡为主的山地灾害的严重威胁。当时,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科考队员们完成了不同寻常的任务,他们不曾想到,这会成为中国山地灾害研究的一次破冰之旅。而这也标志着山区建设开发开始纳入新中国的行进日程。

  这支临时组建的科考队伍,同时成为中国山地科学研究的最初薪火。

  1966年,以他们为基础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西南分所,为我国山地灾害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竖起了基石。

  研究所甫一成立,即接到支援成昆铁路建设,研究应对沿线滑坡泥石流灾害的任务。

  沿着西昌至泸沽湖,溯金沙江航道,遍访“三线建设”重点区域,科学家们寻找泥石流的种种规律,为这条铁路大动脉提出了科学防治的对策。

  成昆铁路的建成,被喻为“象征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之一。其背后,他们的贡献至关重要。

  扎根西南,矢志于服务国家发展需求,这是一个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鲜明印记的研究机构的面孔。

  ——开辟了我国大型泥石流和滑坡的综合治理道路。1966年至1977年,为了摸清我国山区建设的主要灾害威胁,科学家们在铁路、公路、城镇、矿山、农田和地震区开展了多年的科学考察,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果。

  ——全面揭开西南地区泥石流研究大幕。1967年4月,地理研究所西南分所作为主研单位,参加了中科院组织的针对东川蒋家沟、西昌黑沙河和会东白沙沟的泥石流考察工作,正式拉开了泥石流研究的序幕。

  ——开创了滑坡灾害防治研究的天地。1966年至1971年,结合“三线建设”实际以及广大山区农村安全需要,完成了多个项目攻关和抢险救灾任务,锁住了一个又一个滑坡。

  山一程,水一程,前路艰辛,漫漫修远。正是这群扎根西南的科学家,为新中国初期建设、山区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与贡献,也为中国山地科学破茧而出、繁荣滋长奠定了基础幸运28。

  高山可仰

  从1966年成立到“文革”结束,初创阶段的成都山地所依然是一个磕磕绊绊的儿童,其间既经历过下放四川省的短暂茫然,也经历了重归科学院怀抱的巨大喜悦。

  1978年1月1日,回归中科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

  是年7月,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所泥石流室的部分科技人员,以及中科院重庆土壤室被划进来。

  11月,丁锡祉被任命为回归后的中科院成都地理所新一任所长。

  丁锡祉与约30年后的另一任所长邓伟都是研究所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人物。前者是中国“山地学”概念的提出者以及山地科学体系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后者则为山地所的跨越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科学的春天”滋养下,研究所迎来重要的发展完善期,风华少年褪去懵懂,准备振翅高飞。

  这是一个科学研究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新高潮,更是科学应对国家山区建设重大需求的攻关年代。

  ——开创了山区防灾减灾实时监测先河。自1980年以来,研究所先后建立了特殊环境与灾害观测研究站、山地生态观测研究站,走在了世界山地灾害研究的前沿。

  ——建立中国首个泥石流滑坡数据库。1991年,编制完成一幅1:600万《中国泥石流分布及其灾害危险区划图》,为中国泥石流防治提供了基础数据。

  ——开启了山地环境研究。早在上世纪70年代,研究所即参加了国家组织的三峡工程初期论证。通过一系列论证及前瞻性研究,最终促成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形成。

  1987年10月27日,中科院成都地理所改名为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简称成都山地所,并最终确定了延续至今的主攻方向、研究特色和优势学科,即围绕国家山区建设巨大需求的应对与解决,而后来在地理信息系统等3S技术多年发展的基础上增加“数字山地”方向,则是进入新幸运28世纪以后的事了。

  1989年8月14日,成都山地所受中科院、水利部双重领导,并定名为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这段时期,成都山地所还陆续承接了长江上游防护林、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工程等一系列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由此开始把森林保护和水土保持治理提到了比较高的层次。

  无限风光

  1998年,中科院开启知识创新工程,并按照新要求对科技布局和研究所定位作出重大调整。彼时的成都山地所,正经历一场前行途中的命运挑战。

  学科发展遇到瓶颈期,研究所不能适应国家战略需求则会面临发展的巨大风险。

  最终,通过深入的系统分析、研讨、考核,成都山地所被认定为第三批中科院资源环境基地型研究所。这为研究所在新世纪实现跨越发展奠定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2002年4月5日,山地所进入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二期,从而迎来体制机制上的根本性改变。当时,中科院进行了很多体制、机制上的大胆创新。对于成都山地所来说,探索的内容不仅包括如何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进行“模拟创新”,还包括如何结合国家发展需求与学科前沿,在主要研究领域和创新方向上实现突破。体制机制与科技布局的双重变革,使山地所初获了难得的改革红利。

  2006年,成都山地所跨进中科院知识创新三期。此后十年,全所以国家重大需求为战略引领,并据此实施发展格局的全方位变革,使科技创新驶入“动车时代”,“动车”载来了研究所科技产出和事业发展的金色秋天。

  2015年4月5日,成都山地所进入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特色研究所建设首批试点。突出优势,强化特色,支撑国家山区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小康建设等国家需求,提升国际影响力,成为山地所的新挑战、新使命。全所自此开辟了一个更新境界的跨越之旅。

  进入知识创新工程,或是成为特色研究所试点,都在4月5日。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巧合!

  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一个个新的发展机遇期的到来,意味着“与山地共幸运28舞”的空间更加广阔,同时挑战也将更为艰巨。

  在成都山地所所长文安邦的记忆里,存着一份跨越半个世纪发展脉络的成绩单,2000余项重大科研项目,200余项科研成果奖励——这份以服务国家需求为特色的优异答卷,更为山地中国筑起一道巍然屹立的生态与安全屏障。

  ——从东川到樟木,参与了30余座重要城镇的减灾工作;

  ——完成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灾害治理,为重大国防工程减灾默默奉献;

  ——完成了三峡、二滩、向家坝、白鹤滩等重大水电工程的减灾工作;

  ——主导并参与了成昆铁路、川藏公路、中巴公路、中尼公路、西气/油东输管道等线性工程的减灾工作;

  ——完成了九寨沟、新疆天池、卧龙、庐山等风景名胜区的减灾工作……

  ——完成了长江上游防护林、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工程、中国紫色土研究、脆弱生态区生态修复与保育……

  ——完成了《中国山区发展报告》……

  从汶川到舟曲,从芦山到鲁甸,从委内瑞拉到尼泊尔,哪里发生山地灾害,哪里就有这支无畏之师的身影,就有这支被《科学》杂志4次不吝笔墨进行报道的国际减灾行动中的中国力量。

  2010年推出的“青年百人团队”计划,是一个以培养为主、引进为辅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此,所里需要为每个团队在重点培养期内支出150万元的经费支持。山地所培养的青年百人团队已有12个,大多已成长为研究所科研骨干。事实证明,这样的投入强度和频率也为研究所的发展注入了持续的动力,为人才接力和队伍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由山地科学家们提出的山地减灾、山地环境保护、山区发展、“一带一路”科技支撑等咨询建议中,50余份被中央有关信息刊物采用,33份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20余份被川、渝、藏、滇、新等省(区、市)采用。这里更是一个对中国山地发展进行深入研究思考并对国家战略决策提供了强大科技支撑的思想库。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除了工程示范,一系列研究成果上升为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实现了全链条创新体系从科学最终到用户的高层次成果转化与应用。

  筚路蓝缕50年,成都山地所也锤炼出一支攻坚克难、勇往直前的科技救灾队伍。

  成都山地所的发展历程似乎可以用三个“引领”一笔书写出来:引领了中国山地科学研究,引领了山地科学为国家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引领了山地科学精神与文化的传承。

  山地追想

  我国是山地大国,国家发展离不开山区的开发建设。寓开发于保护,自然与人文交互作用,情况较之平原更为复杂,矛盾也更为尖锐。

  在中国,山区集聚了90%的贫困人口,这里也成为关乎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建设、精准扶贫、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国家未来发展重大命题的锁钥之处。

  中国经济之轮,在由速度、规模向质量提升转换的过程中,山区大发展也迎来历史演进的必然阶段。

  拥抱“与山地共舞”的时代,无疑需要更广阔的舞台与空间。那么,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格局”在哪里?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部署,为山区后发优势的释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在成都山地所所长文安邦的思考中,山地科学的未来发展,在解决国家环境灾害与工程安全领域应该在“两带两路两廊道”中寻找新的机遇(“两带”是指长江经济带—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以及“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两路”是指川藏高速公路和川藏铁路;“两廊道”是指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可以把“两带两路两廊道”减灾防灾和生态保护作为山地人一生的事业,尤其是“两路”线上“富集”着前所未有的山地灾害难题和生态脆弱性问题等待攻克。

  目前,已经开工的川藏铁路林芝到拉萨段,科学家在工程选线阶段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仅仅是山地减灾科技支撑的起点。

  “一带一路”战略,需要打通政治、经贸、文化、心理等诸多隔阂。而提供减灾方面的科技支撑,无疑是实现民心相通、互联互通的有效途径。

  成都山地所副所长和山地灾害防治研究的领军人物,中科院院士崔鹏始终执着于中国山区减灾科技创新如何真正走向国际的舞台。中国在国际减灾以及可持续发展领域,不应仅满足于一个重要角色的定位,而应该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对“一带一路”战略所倡议的重大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以及与之关联的配套设施建设的安全保障成为重要抓手。

  在成都山地所前任所长邓伟的思考中,生态有红线,而山区城镇化的红线在哪里、国土开发红线等迫切需要做出新的科学认识。

  山地追想,迸发着科学的火花;孜孜以求,彰显着深彻的情怀。

  50载芳华,步步回眸。切磋山地科学,砥砺创新思想,独揽山地王国的深邃奥秘。

  这一切,无不饱含着对山地的热爱与敬畏、胸襟与意志、深情与奉献,还有对中国山地如何伴随全面小康走向振兴之路的无限梦想。

  心系山地,情系山区,恰是他们这一群体的精神写照。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6-12-12 第1版 要闻)